1932年，斯登兄弟（Jean Stern和Charles Henri Stern）投资收购Patek, Philippe & Cie，百达翡丽进入“斯登时代”。这一年，主导历史的是一位睿智又果断的女士。

她是露易丝•斯登（Louise Stern）。

接下来，百达翡丽启动“型号系统”，腕表生产真正步入了全新阶段。表友们钟爱的那些著名vintage型号，很多将在接下来的20年中荣耀诞生。

这一年，一位先生为百达翡丽掌舵，他不是斯登家的人，但他真的是一位决定性人物。

他是谁？

（一）掌舵人

我认为“掌舵人”这个词绝不夸张。

他是尚•菲士德（Jean Pfister，下图右）。

他加入百达翡丽时，已经55岁。此时，董事会刚刚罢免了当时的百达翡丽总裁——安德里安•翡丽，公司创始人让•阿德里安•翡丽（Jean Adrien Philippe）之孙。拥有制表业丰富的经验，尚•菲士德被委以重任，成为百达翡丽技术总监。

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（Great Depression）重创市场，美国的情况持续恶化，巴西留下大额欠款，加上没有及时抓住腕表时代的机会，百达翡丽已经举步维艰，甚至可以说已经在悬崖边缘。必须大刀阔斧做出改变。

尚•菲士德的改革，可以概括如下：

第一，放弃外部采购半成品机芯，转为在自己的工坊内设计和制作所有机芯。

第二，以Ref.96为开端，启动型号系统。

第三，全力生产最高级最优质的时计，将眼光聚焦于快速发展的腕表。

第四，确立百达翡丽在复杂功能腕表领域的领导地位。

菲士德先生还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，比如采购新的机器和工具，调整生产流程，装修升级工坊和员工宿舍，发布全新广告，努力开发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，比如法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。他将古老阁楼工匠式的钟表制作方式，以现代化方式进行改造，在他的引领下，百达翡丽将面貌一新。下面，我们来逐一解读菲士德的四大改革。

（二）自产机芯

在上一篇我们提到，百达翡丽通常都是制表师思路，而不是商业思维。在分析菲士德先生的改革时，我们也学着使用制表师思路，所以将自产机芯排在第一位。

LeCoultre差点就将百达翡丽据为己有，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幕。因为百达翡丽的腕表机芯曾经大量依靠外部采购，比如LeCoultre、Meylan的半成品机芯。对当时的钟表业来说是常见的作法，但是，百达翡丽需要品质更高的机芯。

从大的方向看，百达翡丽从创立之初直到今天，一直以擅长制作“最高品质”的钟表为制胜法宝。菲士德先生敏锐的意识到，必须生产最优质的机芯，制作最高级的时计。早在1933年，他就提出“在公司的时计工坊内自行生产所有机芯”。

从1934年底开始，公司自主研发的全新机芯12'''120开始在Ref.96腕表中跳动。

1934至1939年间，百达翡丽推出10款全新的自产机芯。

百达翡丽从一开始就非常有制表师精神。两位创始人之一，让•阿德里安•翡丽（Jean Adrien Philippe）就是天才制表师。与前任技术总监沙柏的不同是，翡丽眼光超前，非常善于识别最新的、即将大放异彩的新技术，从心底里愿意拥抱变革。

如果翡丽看到菲士德对外部采购机芯说No，亲手打造属于百达翡丽的高品质自产机芯，一定会毫不吝啬的赞美！

（三）型号系统

消费者看腕表，首先看到品牌、系列。制表师看腕表，则是另外一个角度：用了什么机芯，实现了什么功能。两者的角度完全不同，一个从外，一个从内。

为了让用户轻松记忆，菲士德先生（下图左二）启动了百达翡丽型号系统。

在此之前，百达翡丽内部以机芯编号和表壳编号区分不同的表，进行档案记录。1932之后，Ref.96成为第一个系统的以型号命名的百达翡丽腕表，同时开创了百达翡丽最经典的腕表审美——简洁的包豪斯风格，少即是多。

一枚典型的百达翡丽正装腕表，应该是什么样的壳形？1932年已经有了答案，这个优雅的设计经过时间考验，已经成为永恒经典。之后的卡拉卓华系列确实大胆尝试了各种壳形和表耳变化，但都是以Ref.96为原点，并没有偏离原来的精神。Ref.96是卡拉卓华开山之作，今天，也是百达翡丽收藏家的必选。

型号系统的创立，让消费者能更方便的理解和记忆，是一种用户思维。

百达翡丽累计制作了超过4000个型号。这个数量非常惊人。

不要说“百达翡丽也有这样的表”？百达翡丽做过的表真的太多种多样了。即使是对百达翡丽最有经验的人，也不敢说他见过百达翡丽所有的表，会承认“永远有未知”。

（四）拥抱腕表时代

当时代变革的激流在黑暗中悄悄涌动，你是否能识别它，勇敢的拥抱它？如果它会让你承担风险，面临挑战，失去已经拥有的安稳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

电灯发明的时候，汽车发明的时候，互联网发明的时候，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到来。有多少人能识别它，迅速做出反应？

腕表取代怀表，是不可逆的历史洪流。在腕表时代到来前，百达翡丽差点因为固步自封被时代淘汰。

当年，瑞士的第一枚腕表，是百达翡丽1868年为匈牙利女伯爵科索维茨(Kosowicz)所制。

20世纪初，在腕表悄然取代怀表的关键时刻，百达翡丽管理层并没有热情拥抱腕表的到来，他们确实在制作腕表，但以女式腕表为主。腕表的产量也占比甚少，到一战爆发时也只占到百达翡丽全部产量的7%。1924年，才增加到28%。

菲士德先生上任后，果断的加快了生产高品质腕表的步伐，百达翡丽从悬崖边缘回到了正轨，迎来新生。

（五）复杂功能

我们之前提到，很多著名vintage型号，将在接下来的20年中荣耀诞生。不要说20年了，就看看1932年之后的10年之间发生了什么。

除了众多的time-only简单功能腕表，1932到1942年间，百达翡丽发布了计时表Ref.130/Ref.530/Ref.533/Ref.591/ Ref.1463，追针计时Ref.1436，万年历Ref.1518/ Ref.1526，世界时Ref.515/ Ref.542/Ref.1415/ Ref.1416。

这些阿拉伯数字足以令任何一个百达翡丽表迷心潮澎湃。

多么充满勇气的十年！

要知道，直到1938年，百达翡丽的业务才在近10年中首次出现少量增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买下一间公司，背景是经济大萧条，这个时候你的城市失业率高达10%，有多少人有耐心和决心坚持下去呢？

复杂功能，一直都是百达翡丽的最强项。从过去到今天，以三问、万年历和世界时为代表的百达翡丽复杂功能腕表，是国际拍卖场上持续的纪录创造者，是VIP们的梦想清单。

在最艰难的时刻，选择自产机芯，选择挑战复杂功能腕表并且站稳领先地位，这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前瞻眼光，所以说，这位掌舵人是当年的决定性人物，也是整个百达翡丽历史上的决定性人物。

斯登家族对菲士德绝对信任和尊重。1935年初，斯登家年轻的第二代，也就是后来的百达翡丽总裁，亨利•斯登进入百达翡丽工作。他把这两年形容为在菲士德门下当学徒的时期。他后来回忆：“正是菲士德的严谨指导，我开始处理商业事务。”（图：亨利•斯登和尚•菲士德）

（六）岁月，从未虚度

1959年3月31日，82岁的尚•菲士德从百达翡丽退休。55岁来到百达翡丽，二十七载岁月从未虚度。

很多人以为，50岁以后事业就很难进步，有人甚至认为40就是一个门槛。尚•菲士德先生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观点，包括我们的百达先生和翡丽先生，都也不会同意。他们都是极度有进取心的人，再多磨难也不会被打倒。

对他们来说，哪一天开始都不算晚，有什么比工作更让人有成就感呢？

这是百达翡丽vintage入门的第11篇，感谢阅读。2020年第一天，以满满的勇气迎来崭新的一年！

老菲烈 & Christina

2020年1月1日，慕尼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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